自然资源科普与文化, 2026, 0(2): 80-87 doi:

艺境三千

大地馈彩 窑火凝华——珐琅彩的矿物密码与文化交融

文/王晓晓, 王晓阳, 赵洋, 陶西明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廊坊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

通讯作者: 王晓阳,工程师,主要从事战略性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工作。

本文编辑: 刘欣潼 何陈临秋

基金资助: 中国地质调查局“华北陆块北缘成矿带金矿资源潜力动态评价”(DD20220976)
“华北北缘丰宁地区太阳店等3幅1:5万矿产地质调查”(DD2026021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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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晓,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战略性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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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晓晓, 王晓阳, 赵洋, 陶西明. 大地馈彩 窑火凝华——珐琅彩的矿物密码与文化交融. 自然资源科普与文化, 2026, 0(2): 80-87 doi:

在故宫博物院的柔光下,一只清雍正年间的黄地珐琅彩诗句梅花纹碗静置于展台。此碗内壁白釉温润光洁,外壁明黄釉色温暖尊贵,其上绘制的梅花清雅绽放,加上一侧的五言诗句,尽显清代宫廷艺术巅峰造诣。这份跨越三个世纪的璀璨之美,着实令人赞叹。珐琅彩相关研究多聚焦于文化与艺术领域,笔者不揣冒昧,力图从矿物角度去解读绚烂的珐琅彩——这份色彩密码,实则深藏于地球古老的岩层之中。

珐琅彩的绚烂,本质上是矿物在烈火中的重生,是地球用亿万年时光封存的色彩密码。这些沉默的石头,历经岩浆的熔炼与地壳的塑造,蕴藏着原始的能量与神秘的色彩。古人的巧思与火焰的力量共同解开了这本矿物天书,将它们点化为文明的瑰宝。让我们溯源而上,揭秘这场“石与火”锻造的艺术传奇。

> [清·雍正]黄地珐琅彩诗句梅花纹碗 视觉中国/供


珐琅彩: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旅

“画珐琅”最早出现在15世纪中叶欧洲的佛兰德斯地区,15世纪末,法国中西部里摩居的手工匠人以“内添珐琅工艺”为基础,将其发展成在银器和玻璃等材质上加以装饰的“画珐琅”,成品流光溢彩,深受贵族喜爱(刘进,2022)。

1684年,康熙帝收复台湾,之后海禁渐开,中西文化交流日趋频繁,随着来华的传教士涌入,西方的宗教观念、服饰及各类工艺品,包括欧洲的金属胎画珐琅器(刘雨,2024;周敏,2024),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金属胎画珐琅器作为贵重工艺品,被进贡到内廷(张楚,2025)。康熙帝被其绚丽的色彩深深吸引,希望中国工匠也能掌握这项技术。由此,康熙帝设置了“珐琅作”,专门研究珐琅技术。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开始试烧,反复实验,一开始将进口的珐琅涂料用于铜胎、银胎、紫砂胎等胎体上,珐琅华贵艳丽的效果都没能得以体现。后来,康熙帝想到了瓷器,瓷胎画珐琅(即珐琅彩)便诞生了(查淑香,2019)。直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历经32年实践探索,才结束了试烧初级阶段,步入成熟完美阶段(王健华,1993)。这一时期的珐琅彩属初创阶段,借鉴了铜胎珐琅的制作工艺和风格(刘雨,2024),纹饰多以花卉写生为主,牡丹、莲花最多,其次为菊、梅、月季、宝相花,以及绣球、竹石、牵牛花等,有花无鸟,更不见山水人物(何琦等,2018)。

珐琅技艺突破于雍正年间(1723—1735年),由于珐琅料均需进口获取,严重制约其工艺发展,雍正帝决心研制国产珐琅。造办处的匠人们于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二十二日开始试炼珐琅料,直到七月十日,历时约5个月,成功利用本土的铅、钴、硼砂等矿物原料,炼制出国产珐琅彩料。同时,炼制技术实现突破,解决了珐琅釉与白瓷釉面结合的问题,可直接在白釉胎体上进行绘画(张朝智,2019),这一突破标志着珐琅彩技术在中国落地生根。雍正时期珐琅彩除延续花卉题材外,还增加了鸟雀、竹石、山水、人物,常根据绘画内容配以诗词(瓷业革命——珐琅彩瓷,2018),尽显文人意趣,工艺水平上升到新高度。

雍正时期珐琅彩工艺的本土化突破,为乾隆时期的技艺巅峰奠定了基础。乾隆年间(1736—1796年),珐琅彩技艺登峰造极,画面题材包罗万象,有山水、人物、楼阁,构图繁复精巧,并运用开光、镂空等技法增强立体感。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被誉为“瓷母”的乾隆各种釉彩大瓶。它集17种釉彩于一身,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瓷器的制作方法,是中国古代官窑器型最大、釉彩最多、工艺最复杂的瓷器。工匠们运用多次、多温区烧成工艺(周雨婷等,2025),并巧妙融合欧洲与中国的传统图案,在烧制难度极高、成品率极低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一古代制瓷史上的巅峰之作。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陶瓷文化可谓精妙绝伦,因政治安宁、经济繁荣、皇帝推崇,瓷器成就卓越,为中国陶瓷技术更新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一个时代的璀璨象征(吴文静,2013;周弋琳,2013)。

色彩之源:大地深处的矿物调色盘

珐琅彩的出现代表了陶瓷颜料运用的崭新维度。其色彩丰富多样,具有极高的表现力(程丽,2024),其中的红、蓝、黄、绿、紫色,大多都能对应到具体的天然矿物或从其中提炼出的呈色组分。正是这些天然的矿物,共同构成了珐琅彩绚烂的调色盘。

红色分为金红与铁红。金红又称胭脂红,其核心是昂贵的金属——黄金。自然金或含金银矿通过陶瓷着色工艺,经“炼料”制成金红颜料。铁红有两种制备方式,一种是选用赤铁矿,矿石本身就已经是氧化铁,只需去除杂质、细磨过筛即可直接作为“铁红”入料。另一种传统工艺是“矾红”法,即以青矾为原料,通过煅烧使其转化为纯净、鲜艳的铁红粉,该法所制颜料色泽更为亮丽,成为珐琅彩中常用的红彩。

深邃如夜空的蓝色,来自钴矿石。钴矿在中国境内很稀少,清宫所用钴料主要靠欧洲传教士自海外带入,原矿为辉钴矿。矿石先经800 ℃以上高温氧化焙烧,砷、硫挥发后得到氧化钴,再将其配入铅硼玻璃熔块,便呈出那种带紫调的深宝蓝。若钴里混入少量锰,则现天蓝色。

象征权力的明黄色,是唐代以后皇权的专属色彩。珐琅彩中黄彩的主要矿物原料为辉锑矿,而康熙时期之前的瓷器黄色主要为铁黄,这是区别珐琅彩与传统五彩的重要特征。其工艺主要是把辉锑矿氧化焙烧成锑白,再与铅丹、石英一起熔融,就得到色调纯正、遮盖力强的锑黄。这种配方是清初随传教士传入的“洋黄”,与中国传统铁黄对比,一眼可辨。

绿色调的核心是铜元素,主要取自孔雀石,有时也辅以蓝铜矿(古称石青)。直接焙烧孔雀石或蓝铜矿,使其分解产生氧化铜,再将氧化铜融入铅硼玻璃熔块中,便可以得到翠绿、草绿色调。若需要更稳重偏冷的橄榄绿,则需要在上述铜基原料中额外加入少量铬铁矿,经焙烧后铬铁矿分解生成氧化铬,再与铜基氧化物调和。

天然形成的稳定紫色矿石较为罕见,珐琅彩基本靠“锰紫”。先将软锰矿或菱锰矿焙烧得到氧化锰,再混入石英、硼砂等基础釉料,经高温烧制呈现出紫色。有时还会搭配钴矿石原料,以此调配出不同深浅的紫色。

清代珐琅彩的五种主色,其最终呈色依赖不同的金属元素。这些关键的着色元素,最初都来源于天然矿物之中。这些矿石经过“选矿、焙烧、提纯、熔配”四道工序,最终制成低熔点铅硼玻璃彩料,才得以在750 ~ 850℃的明炉中烧出永不褪色的宝石般釉彩。

> [17世纪末至18世纪法国]铜镀金壳画珐琅怀表 视觉中国/供


> [清·康熙]蓝地珐琅彩缠枝牡丹纹碗 视觉中国/供


> [清·康熙]粉红地珐琅彩开光花卉纹碗 视觉中国/供


> [清·雍正]兰石图题诗句碗 王晓晓/供


> [清·雍正]珐琅彩百花不落地茶圆 视觉中国/供


> [清·乾隆]人物图六方瓶 王晓晓/供


> [清·乾隆]各种釉彩大瓶 王晓晓/供


> [清·乾隆]粉彩镂空花卉纹葫芦式转心瓶 王晓晓/供


> 自然金 陶西明/供


> 赤铁矿 视觉中国/供


> 钴矿石 赵洋/供


> 辉锑矿 赵洋/供


> 孔雀石和蓝铜矿 陶西明/供


> 菱锰矿 视觉中国/供


火的艺术:古人如何点石成彩?

当各色矿物准备就绪,接下来便要考验匠人驾驭火候的智慧。唯有经过火的洗礼,才能让这些大地馈赠的色彩完美绽放。

在施展所有绚烂色彩之前,工匠们需先完成“胎体塑形、素烧强化、施釉成型”的精密工艺,打造出珐琅彩的“双重基底”。以高岭土与瓷石为核心原料,经淘洗、陈腐、揉泥、手工拉坯成型,随后进行约800℃的素烧,为釉层附着奠定基础。紧接着,在其上施覆一层由石英、长石及助熔剂硼砂等原料调配而成的透明釉(白底釉),再经约1300℃的高温烧制,胎体瓷化,釉料则在硼砂作用下充分熔融,形成一面光亮莹润、与胎骨密合无间的白釉基底。至此,胎与釉已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致密温润的洁白“画布”,为后续珐琅彩绘画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有了稳定的白釉基底作为依托,接下来便要将坚硬的矿石转化为流动的色彩。这是一场人类与窑火进行的精密对话。古人虽无精密仪器,却凭借代代相传的经验和智慧,驯服了无形的火焰——温度与窑内氧气。

开启色彩大门的钥匙,藏在矿石深处。坚硬的矿石被反复捶打、碾磨,变成细腻的粉末。这个过程如同解开封印,释放出锁闭在矿物晶体中的显色“钥匙”,即金属离子。

真正的考验发生在窑炉之内。温度是驱动一切的引擎,不同的色彩需要不同的温度。白釉需要1000℃左右才能熔融透明;钴蓝釉的最佳状态在1280℃左右;而娇贵的胭脂红釉,则需在800 ~ 850℃低温下精确控温烧制,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以保护那些微细的金属粉末。

除了温度,窑内的氧气控制也至关重要。在氧气充足的环境中,铜离子呈现翠绿色。匠人通过特殊方法(如减少通风、投入湿柴)制造缺氧环境来调整颜色,稍有不慎,氧气多则返绿,温度低呈棕黑,这种转变极其敏感,稍有差错,整窑瓷器就可能报废。

那么,没有精密仪器的古人又如何精准掌控无形的氧气和温度呢?古人判断氧气含量的方法,同样源于对火焰与烟气的敏锐观察。在烧制过程中,匠人通过观火孔观察窑内火焰的颜色状态,火焰明亮偏白,多为氧气充足,火焰绵长呈淡蓝色或略显浑浊,则为氧气不足。烟气也是重要信号,浓黑烟往往意味着燃烧不充分,青烟或几乎无烟,则代表通风良好,处于氧化环境。这种“看火辨气”的经验代代相传,成为调控釉色成败的关键技艺。对于温度,他们发明了“照子”测温法,“照子”有“察看、检验”之意,是用来观察窑内状况的试片。工匠们将特制的小泥片放入窑内不同位置,这些泥片中掺入了特定的指示性矿物。最常用的是含有铜、铁元素化合物的泥条,在特定温度下会发生明显的颜色变化。例如,含铜的照子在不同温度区间显现绿色、红色,含铁的照子则在不同温度下呈现从暗红到红色的颜色变化。在烧窑关键时刻,工匠快速抽出照子,观察其熔融状态、显色情况,再轻划胎体测试硬度,以此判断窑内温度与环境是否达到要求。

而当一件瓷器需要施加多层不同矿物成分的釉彩时,考验就更为严峻。匠人必须深谙每种釉料受热膨胀、冷却收缩的特性,通过配方调整配比,确保各层材料在高温和冷却过程中协同一致,一旦某一层收缩快了一点,就会导致釉面裂开或剥落,前功尽弃。

每一件流传至今的珐琅彩,都记录着古人在没有精密仪器的年代,用无数失败换来的经验。将沉默的矿物点化成永恒的艺术,深刻反映了古人的智慧和陶瓷文化的内涵,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周弋琳,2013)。

现代挑战:当矿物密码濒临失传

珐琅彩的辉煌在清朝康雍乾三代后渐趋式微,随着国力衰退,这项耗资巨大的工艺在清末几近湮灭。民国年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虽有个别匠人试图恢复,但终因原料匮乏、工艺复杂而成果有限。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在非遗保护与传统技艺传承的推动下,珐琅彩工艺的研究与仿制才重新获得关注。现代工艺在借助科技分析、数字窑炉等方面取得进步,能仿制出形似的作品。然而,在神韵、色彩的鲜活与层次感,尤其是对极致复杂工艺(如“瓷母”的层叠烧造)的整体把握上,仍面临难以突破的瓶颈,无法复现古代匠人的艺术巅峰。

这些瓶颈背后,也面临一些现实挑战。首当其冲的是矿物原料获取面临需求结构变化的挑战,其难度提升源于新兴产业对矿物资源的需求重构,在当代工业体系中,传统手工业在资源分配的序列中已被排至末端。2024年,中国金属锑行业需求量为9.71万吨,广泛应用于阻燃剂、光伏玻璃、铅酸蓄电池等新能源领域。在此背景下,锑料流向利润更高、需求更旺的工业领域,导致珐琅彩等传统工艺在获取原料时,面临成本攀升和渠道收窄的双重挤压。钴、铜等其他金属原料,也面临类似的“产业需求竞争”困境。因此,珐琅彩的原料获取之难,绝非单纯的资源稀缺,而是工业体系对矿产资源的主导下,传统手工业在资源分配的序列中被排至末端的必然结果。

> 现代与传统结合的丙丁柴窑 视觉中国/供


这一宏观的产业态势,又因资源禀赋进一步加剧。从钴矿资源来看,我国钴矿资源禀赋本就不佳,属于“贫钴国家”,高度依赖进口。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3)》统计,2022年中国钴矿储量为15.87万吨,仅占全球储量的2.3%[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的《全球矿产资源储量评估报告(2023)》统计,全球钴矿储量为668万吨],多为镍矿的伴生矿,独立钴矿极少,且开采与提炼成本较高。清代宫廷所用钴料多依赖进口,国内历史上也曾有开采钴矿的记录,以云南曲靖老厂沟钴矿洞遗址为例,钴矿曾作为青花瓷原料运至景德镇,但其矿源也早已采竭。这意味着今天要寻觅与古料品质相当的钴原料,基础就十分薄弱。

与之相伴的,是传统技艺的悄然断代。掌握核心工艺秘诀剔刻技法的老师傅相继离世,许多技艺仅存于文献碎片或后人揣测中,面临失传风险,如胭脂红的“三阶烧制”、乾隆时期的“锦上添花”(一种在釉色上用针状工具刻划细如毫芒的锦纹凹槽,再于其上绘制珐琅彩或粉彩纹饰,呈现“锦地繁花”质感的装饰工艺)。现代仿品往往只得其形,难复其神。

这场困境,不仅因为珍贵矿物原料获取难度持续攀升,更源于传统技艺面临传承断代风险。珐琅彩的困境,为依赖自然馈赠的文化遗产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如何在资源约束与时代变迁中,守护文化的原真性与技艺的传承。

科技之光:重启珐琅色彩密码库

面对这些严峻的挑战,现代科技正成为守护与重启这份文化遗产的关键力量。研究人员在破译古法、复原工艺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承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研究人员通过多维度技术手段破译古法工艺密码。一方面,利用激光和X射线技术,进行“矿物DNA检测”,分析古瓷釉层中微量的成分、金粉的粒径、残留的有机胶体痕迹,为工艺还原提供数据支撑。例如,通过扫描元青花碎片,就能分辨出钴料是来自国外还是中国本土,借助釉层微观结构反推烧制温度。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已成为工艺复原的高效辅助工具,通过对相关文献中的工艺关键词、“矿物DNA”实验数据进行整合分析,挖掘出隐藏的工艺逻辑;同时提取古瓷碎片胎釉及纹饰特征,构建“物料—工艺—成品”预测模型,最终由考古学家结合历史文献、实验结果进行综合判断和验证,最大限度提高工艺复原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除了用科技手段,研究人员也在积极寻找矿物原料的可持续替代方案,尝试“变废为宝”,从铜矿尾渣中回收铜成分,替代孔雀石等绿色釉料,让采矿废弃物焕发艺术新生。除此之外,创新材料层出不穷。研究人员正致力探索更稳定、更环保的钴蓝替代品(如钴蓝尖晶石),开发无毒无害的铈锆黄替代锑黄釉料。

然而,人工智能的本质是基于概率模型的推测,其精确度仍需验证,且难以完全捕捉古人经验中那些微妙的、不可量化的直觉判断。现代精准控温的“形似”,与古人依靠肉眼观察窑火颜色、烟气流向来综合判断的“意会”技艺,是两种不同的智慧体系。新材料在物理显色上或许可以接近古法效果,但其文化内涵和历史的“原真性”已然发生改变。实质上,这种从“意会”到“量化”的转变,是技术文明发展的必然进程。这并非技艺退化,而是生产认知变迁的缩影,两者各有时代赋予的价值。

这促使我们深刻反思传承的本质:科技仿制是延续美学和应对资源危机的重要手段,但真正的传承,或许更在于对那份解读矿物密码、点石成彩、追求极致的智慧与工匠精神的延续,而不仅仅是器物形式的完美复制。研究人员的工作正是在这条通往本质的传承之路上,架起了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矿物对话:在传承与可持续间寻找平衡

珐琅彩的传奇,是一部镌刻在釉色深处的史诗,讲述着古人以非凡的智慧与耐心解读地球封存亿年的矿物密码。如今,科技的发展延续了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在破译中理解过去,在复现中致敬经典,在创新中启示未来。这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珐琅彩所代表的极致工艺美学,其核心往往依赖于珍贵甚至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如何在保护、研究、复刻这类顶级艺术品,与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环境影响之间取得审慎的平衡?又如何在运用科技“再造”其形的同时,守护那份理解自然、驾驭物质、追求完美的精神内核?答案或许蕴藏在传承与创新的辩证之中:唯有以珍惜之心对待每寸岩层中的色彩基因,以敬畏之意承接大地的馈赠,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对矿物资源的认知与运用,并在创新与审慎之间寻找持续的平衡,文明的火光才能如永不褪色的珐琅彩釉一般,在传承与创新的熔炉中生生不息,恒久照亮人类追求美与智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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