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的发掘和发现，结束了“中国无新石器时代的历史”，掀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1923年，安特生发表《中国远古之文化》，报告他的发掘和研究成果，首次命名了“仰韶文化”。安特生结合土库曼斯坦亚诺遗址和乌克兰特里波列遗址出土器物对比研究，认为这两种文化类型的彩陶纹饰非常接近。为了证实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假设，这位地质学家将探索与发现的目光锁定在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两省，意图找到“西方文化向东方传播的孔道”。

在安特生看来，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与近东古址之间必有其连接之迹，连接之迹或许黄河上游的甘青一带，特别是甘肃兰州附近的黄河谷地。这里黄土广布，土地肥沃，阶地发育，若详加搜寻，可望发现新石器末期文化之遗存。1923年5月，带着上述祁望，在取得中央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准允后，安特生一行从河南出发，经陕西彬县、长武，进入甘肃平凉，沿途填绘地形地质图，采集古生物化石标本。1923年5月至9月期间，安特生一行在青海的考察收获颇丰，除发现西宁朱家寨、贵德罗汉堂遗址外，在青海湖周边的考察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骨刀、石器和陶片。这些发现，坚定了他在甘青地区从事史前考古调查研究的决心。

1924年3月间，安特生在兰州征集彩陶的过程中，偶尔在一个贩卖烟渣的临洮小贩的货摊上，发现了一件装着烟渣的破旧彩陶罐，在获知该彩陶罐来自临洮、宁定（今甘肃广河）一带的洮河河谷后，考察队将考古目标转向了黄河上游的洮河流域。这次转向和此后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掀开了中国西北考古史的新篇章，也将注定载入史册。

临洮县城及周边所在的洮河盆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衔接过渡地带。黄河的一级支流——洮河，自盆地中部穿梭而过。这条发源于甘肃省碌曲县西南西倾山与李恰如山间勒尔当草原的河流，全长673千米，从源头至洮河盆地所在的刘家峡水库，形如一横卧的“L”字形。

为了探寻分布在这片区域上的史前文化，笔者一行来到了临洮县所在的洮河盆地。这个盆地周边山峦起伏，依山傍水。在洮河与黄河围限的四百余平方千米的三角区域内，水网密布、沟谷纵横。自西向东，大夏河的支流槐树关河、雨淋沟河、牛儿河、大郭礼河，洮河的支流那勒寺河、广通河等大小不等的几十条河流川流不息。3月时节，临洮县城及周边看上去仍旧一派萧瑟，远处的山峰层层叠叠，像波涛起伏的大海一样，雄伟壮观。山屲和沟谷处，些许的积雪，让人顿感乍暖还寒。县城中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喧嚣。县城周边的阶地、川地农田中已经是一派繁忙，小拖拉机和各种覆盖地膜的机器，人力、畜力等机具一应俱全，他们正在播撒希望的种子。这里和传统的北方村落一样，一点也看不出来曾出现人类早期文明的熹微晨光。

1924年4月，在做好各类准备后，安特生一行骑着马从兰州出发前往临洮，除了考察沿途地形、地貌外，还要进行地质调查，并绘制地形图。对于路途的艰辛，根据《安特生评传》所述，1938年，著名学者顾颉刚教授也到临洮考察，顺便去过马家窑等遗址。作为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的他在游记中写道：“我知道建立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兰州到临洮，四十二道脚不干，下山了，脚干了，进城了”。可见当时的交通极其不便。在行进途中，考察队先后发现灰咀遗址、辛店遗址和马家窑遗址。尤其在辛店和马家窑的发掘，让这个见过世面而又学识渊博的瑞典地质学家大为震惊。在临洮县城南10千米、洮河西岸的马家窑遗址，遗物之丰富，规模之宏大，器型之丰富、图案之绚丽均超过了仰韶和其他遗址。在《中国史前研究》中，安特生这样描述他的这次考古发现：“我在1923年和1924年对甘肃相当一部分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已经实现了我们成功的希望，远远超出了最大胆的预期。我不仅看到了仰韶文化惊人的丰富发展，包括几个拥有非常精美彩陶的聚落遗址，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广泛分布的墓地，在那里发现了大量完整的彩绘丧葬瓮，这些瓮无疑是整个欧亚大陆上最辉煌的新石器时代彩陶之一”。由于马家窑遗址陶器含有仰韶文化的部分元素，安特生把它归并为甘肃仰韶文化。接下来，在当地传教士帮助下，考察队在临洮衙下集，发现了以马鞍口素陶罐为特征的寺洼文化遗址。

在2023年10月第16期甘肃省政府研究室《决策咨询》中，我们见到了这样的描述。从文化定位上，马家窑文化彩陶是世界之最。其空间分布范围之广，从甘肃天水市缘起，到青海乐都县柳湾遗址，地理跨度近1 000千米，除甘、青两省外，马家窑文化的分布范围还拓展到今宁夏、内蒙古、新疆三个自治区和四川省的部分地区，分布范围之广是现有发现史前文化中最广。持续时间之长，马家窑文化彩陶从石岭下类型（仰韶文化到马家窑文化的过渡期）开始，到马厂类型结束，中间经历持续不断的发展，脉络清晰，传承序列明确，绵延发展1 800多年，彩陶文化发展到了世界最高峰，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文物遗存之多，在甘青地区有的一个县内就达到百处之多。在青海柳湾墓地中仅彩陶文物就有17 000多件。据专家估算，马家窑文化彩陶的总体藏量约占全世界所有远古时期彩陶总量的60%以上。马家窑彩陶艺术无论是技艺、题材还是纹饰设计与今天很多样式类似，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构图法则、用色原理、装饰图案、制作工艺，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马家窑文化彩陶继承了甘肃东南部大地湾文化爽朗的风格，但表现更为精细，形成了绚丽而又典雅的艺术风格。陶器大多以泥条盘筑法成型，陶质呈橙黄色、器表打磨非常细腻。马家窑文化彩陶早期以纯黑彩绘花纹为主，中期使用纯黑彩和黑、红二彩相间绘制花纹，晚期多以黑、红二彩并用绘制花纹。彩陶的发达是马家窑文化显著特点。在我国发现的所有彩陶文化遗迹中，马家窑文化彩陶比例最高，而且它的内彩也特别发达，图案的时代特点十分鲜明。学术界一般把马家窑文化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个类型。考古研究发现，马家窑类型早于半山类型，半山类型早于马厂类型。

辛店文化也是安特生一行在甘肃临洮县发现的一个重要文化类型，经过众多学者数十年研究，现已基本搞清楚该文化发展序列和分布区域。最早的山家头类型彩陶较少，主要分布于黄河、洮河和湟水的交汇地带，向东可达渭河中上游；第二阶段为姬家川类型，为典型的辛店遗存，彩陶比例增大；第三阶段为张家嘴类型，包括唐汪式陶器，分布区域更偏西，达湟水中上游一带，彩陶纹饰更为多样化。辛店文化从商代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距今3 500 ~ 2 600年。

甘肃临洮县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被列入“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寺洼文化主要分布在兰州以东的甘肃省境内，泾水流域也有所发现，距今约为3 300 ~ 2 500年。寺洼文化可分为两个类型：一个发现于洮河流域，称为寺洼类型；另一个发现于甘肃平凉地区，称为安国类型。一般认为安国类型为寺洼文化的晚期遗存。寺洼文化的陶器全部用泥条盘筑法制成，主要以泥质陶和夹砂陶为主，其中夹砂陶最多。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特别是仰韶文化发现之初和安特生发表《中华远古之文化》（1923年）的时候，他是强调仰韶文化的土著性和民族性特点的，认为它是汉民族的远古祖先所创造的。但是经过一年多的考古发掘，他改变了这一认识，反而与瑞典考古学家阿尔纳、法国汉学家高本汉等人的观点趋向一致。然而，这一观点对于中国人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当时就引起了诸多“有志之士”的强烈批判与抨击。安特生受到中国学者们的批评之后，自己也做了深刻反省，1943年，他在瑞典出版的《中国史前研究》一书中写道：“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轻重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影响下，谈到什么把一种优越文化带给中国的统治民族的时候，那就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是丢脸的。”关于这一段历史，严文明先生曾经指出：“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肯定是错了，但毕竟只是个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前苏联乌克兰的特里波列文化中也有许多彩陶，早先有人推测可能源自中国，苏联考古学界，就曾批判过彩陶文化东来说，显然这也是个学术问题而不是什么政治问题。”王志安先生认为，在今天看来，讨论安特生的这一观点正确与否似乎没有多大意义了，但是有两点情况是不能忽略的：第一是在中国民间研究界，中国文化西来说仍然暗流涌动，有一部分人仍在讨论中国文化是不是来自北非、西亚、中东的问题；第二是西亚、中亚和东欧的一些含有彩陶的远古文化确实有与中国彩陶文化难以用多元巧合观点解释的现象存在。显然，经过近百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证实，包括马家窑在内的甘肃彩陶文化都是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从发轫到繁荣，从鼎盛到渐颓，既有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有来自中亚文化的些许因素，但终归和来自中原的仰韶文化强势联系，是东西文化交融的结晶。

1924年8—9月，在甘、青两省收获颇丰的安特生又北上河西走廊，进入了甘肃西部沙漠中的绿洲——民勤。安特生考察了民勤一些遗址。在满载沙井子53座墓葬中出土的器物后，踏上了返回兰州的道路。在后来的研究中，沙井文化由此进入了世界考古的典册。

人类总是在探索过去，表征现在和连接未来中不断前进。对过往历史的探索又毫无例外地离不开对地球起源和人类自身历史的发掘。在探索和适应多元化的自然环境中也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与物质，这也是自然构成文化衍源和本底的根本所在。甘青地区丰富的远古文化，与这个地区多元自然地理景观息息相关。

近年来，甘青地区的考古发现更是折射出了中华远古文化的璀璨篇章，特别是较小的临洮盆地如何诞生了如此辉煌的远古史前文化。严文明先生认为：“中国本身乃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它同外部世界处于隔离或半隔离状态。这就决定了中国史前文化起源的土著性，决定了它在很长时期基本上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而对临近地区史前文化联系上只能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甘青地区的文化发展亦是如此，近年来的系列考古发现也驳斥了安特生当年的一些初衷和谬论。

苏秉琦等在《中国通史》第二卷中认为，文化除了大一统外，同时还有民族性和区域性，究其原因也是和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大的自然地理环境是统一文明的衍源，就像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在这块土地上产生了中华文明。较大流域一般会产生大一统的文化，如黄河文化，它是中华文明的核心；而区域和地方小生境则是地方文化的滥觞。位于黄河上游的青海是河湟文化诞生地，而陇原大地上产生的文化被称为河陇文化（韩文奇，2011，《河陇文化》）。它们都是不同地域中对多元化自然地理环境适应的产物。甘、青两省虽然都深居内陆，位于广袤的西北高原，但一个地处高原腹地，一个位于高原边缘和内陆的衔接过渡地带，两种自然地理形态，两种文化便由此产生。河陇地区不仅是中原王朝联系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前哨阵地，也是世界上多种文明交汇、激荡、碰撞的纽带，是在荒漠上栽种的文明，是多元文化的枢纽和孔道；而河湟文化则是高原内部各民族融合、交流，他方唱罢你登场的激越之地，是在高原上抒写的春秋。它们都是不同地域中对多元化自然地理环境适应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