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农业大国，农耕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人们在农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思想、文化、价值取向、社会行为方式等，它蕴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和深厚的思想观念，在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形成了重农、尚农的习俗风尚，并逐渐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中，润泽众生……

关于农耕文化的起源传说，民间流传诸多，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炎帝农耕”“舜耕历山”“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家喻户晓，流传甚广。

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是古人对人类始祖的神化，体现出中华民族向往光明，为造福人类社会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是谁创造了人类社会?传说告诉人们，是劳动人民自己。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断积累经验，用群体的智慧，不仅创造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美好传说。女娲补天的传说道尽了人类对泥土、对土地的一种依赖。传说女娲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是华夏民族人文的先始，是福佑社稷之神。女娲创造生命，又庇护生灵免受天灾，是被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母神。

“山西农耕历史之悠久，文化积淀之浓厚，内容之丰富，在中国农耕文化的大家庭里，居于领先地位。”这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所专家胡泽学先生考察山西后编纂的《三晋农耕文化》一书中所记载的，关于“炎帝农耕”的碑刻、古迹、习俗、传说，在山西长治、晋城一带数不胜数。农耕文化的起源传说揭示了人类在历史进程中不时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灾难深重。在中国，土地的利用史也是人类和一切自然灾害抗争并顺应自然的历史。万物皆有源，诸事都有其发展规律，不是凭空而来，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朴素的自然演化思想。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因“农”而生，因“农”而兴。

中国是世界旱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旱作农业主分布于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广大北方地区，次为南方丘陵山地区，至少应包括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两个具体起源地（刘国祥，2022）。

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自成一体，绵延不断，与其自然条件密切相关。8 000~3 000年前，黄河流域处于全新世的气候最佳时期，又称仰韶温暖期。夏商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也十分温暖，当时的亚热带北界约在今河南北部的安阳一带，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2℃~5℃,降水量也较今日多些，黄河流域的土壤多是原生黄土和次生黄土，土质肥沃疏松，土壤结构优良，储水和排水能力强，养分和水分易上升，为农作物所利用。与长江流域相比，黄河流域的地下水位较低，加上土壤渗水性好，方便灌溉，且不易形成长时间的洪涝。黄河流域的农耕即产生于这种有利的自然条件下。

西辽河流域也是另一个旱作农业的起源地。目前许多学者认为，西辽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具有脆弱性、多变性和不稳定性，导致食物短缺，当地的草原生态系统虽较为干旱，但河流仍能提供充足水源，加之粟、黍生命力顽强，完全具备农业发展的条件，可能催生原始农业。

农耕文化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过程，早期的采集狩猎、原始农耕以及农业生产是没有文化层面的。邹德秀在《绿色的哲理》（农业出版社，1990）一书中指出了采集、狩猎时期，原始农耕时期，以及农业生产中的动植物文化现象。

在农业产生以前，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与当时的采集、狩猎活动密切相关，基于采集、狩猎活动而创作的展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的手绘图画颇多。例如，法国多道尼地区峡谷的石灰岩壁上有许多岩洞，是人类的早期居所，岩壁上有克罗马努人的艺术品，年代为公元前2.6万年至公元前1万年，正是农业出现以前的采集、狩猎时代。他们对动物精细观察、生动描绘，留下的壁画和雕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再如，在西班牙阿达米拉岩洞中，有一幅野牛岩画，后来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的其他洞穴岩画中也陆续发现此类绘画。考古学家确认其原始性，惊叹其艺术水平的高超。四川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宴乐渔猎攻战纹壶，生动描绘了狩猎场面。还有在云南沦源县，新疆尼克勒、额敏、裕民等县，内蒙古阴山西段，以及甘肃酒泉地区都陆续发现岩画，有狩猎等场面，有牛、羊、狗等动物形象，虽然不能确定具体年代，但这些无疑是原始的艺术。

中国的黄河流域，在六七千年前母系氏族阶段进入繁盛时期，仰韶文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陶器上的彩绘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活。例如，动物花纹、植物花纹、昆虫花纹及编织花纹，反映了当时的植物栽培和动物饲养技术。1981年，河南临汝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一件陶缸，陶缸表面画有一只鹳鸟，一尾大鱼和一柄石斧，栩栩如生的画面生动再现当时的渔猎活动和农业活动。这时的绘画还不是独立的艺术品，只是作为器物的装饰附着其上。新石器时代还有大量的陶塑、木雕、骨雕、石雕，早期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有两件猪和羊的陶塑，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也曾出土了带有猪、羊、狗形象的陶塑，等等。

美洲特殊的食物来源形成了与玉米、马铃薯直接相关的农业文化。“秘鲁”在古印第安语中意为“玉米之仓”；特拉洛克的名字意为“来自土地”，特拉洛克神就是印第安阿兹特克族崇拜的玉米神，是阿兹特克文明中人们信仰程度非常高的神明之一；还有以玉米命名的部落，如玉米族、青玉米族，人们把玉米植株和穗的图像绘在庙宇、神像上，织在编织物上，刻在陶器上；印第安人把马铃薯尊为“丰收之神”，如果马铃薯欠收，就举行盛大的祭祀，祈求马铃薯神保佑丰收；秘鲁印第安人的陶器上的马铃薯图案，反映了美洲与马铃薯相关的独特农业文化。

劳动工具的制造过程包含了人类的智慧、人类对美的追求，劳动工具可作为艺术品的雏形。比如，釜、鼎在早期只是一种炊具，后来则成了艺术品。考古出土的大量铜鼎，绝大多数是艺术品，可作为国宝传世。石片经过加工，向劳动工具演进则变为石锛、石铲，向工艺品演进变为圭、璧，向器乐演进变为打击乐器（如磬等）。例如，山西夏县出土的夏代的磬，带有工具的特征，和石犁很像，是工具和艺术用品的过渡形式；商代出现了十六枚一套的编磬，已是专门化的乐器。

旧石器时代，人们身着兽皮，载歌载舞之下将护体的兽皮撑开，用手敲击，产生有节奏的声响，可以说是鼓的前身。再如，弓是旧石器时期的主要工具，在制作和使用过程中，由于弓弦的长短、粗细、松紧、质地等不同，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可作为弦乐产生的前史。再者，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从事畜牧业，乐器来自畜牧用具，材料取自畜产品，乐器有角、笳、笛、琵琶，等等。 角是用牛角加工而成，后来才变为铜制的大喇叭。笳是用羊骨或羊角做的管笛，也作为匈奴人的马鞭。目前新疆博物馆里还收藏有三孔骨笛。笳和笛在古代均称为吹鞭，一物二用，既作马鞭，又作乐器。

劳动中的声音和动作节奏是歌舞的胚胎，这在《吕氏春秋》《老学庵笔记》《晃州厅志》等书中均有描述。例如人们劳动时，用足底部有节奏踏地的动作形成了“踏歌舞”，唐代刘禹锡的诗《踏歌行》“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的诗句就是对其生动的描绘。

诸上所述足可说明，从工具、器物到艺术品和艺术用品的转变，每个人都是生产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

在传统农业阶段，牛是很宝贵的财富，因而产生了一系列与牛有关的文化现象。

古罗马瓦罗在《论农业》第五章里记载了与牛有关的内容，书中叙述：公牛是人在田间劳动的伙伴，是色列斯（Ceres，罗马神话中的谷物女神）的仆人，古时人们是如此坚决地保护其生命，以致任何杀了公牛的人都被处以死刑。雅典的希阻盖斯，是第一个把公牛驾到“轭”里的人，被认为是雅典的第一个农夫，他因公牛而负有盛誉，由此可见，罗马时代与牛有关的文化现象，反映出牛对人类生活产生的重大影响。

在中国古代，牛是重要的牲畜之一，商代已有牛车，《易经·系辞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百里奚因善养牛而作了官，《庄子·田子方》：“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故饭牛而肥，使穆公忘其贱与之政也。”为了保护牛，古代有牛衣，用麻织成衣披在牛身上，《汉书·食货志》：“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晋书·刘实传》：“少贫苦，卖牛衣以自给。”

与牛有关的著名神话——牛郎织女，在《古诗十九首》《荆楚岁时记》《风俗通》中均有记载；与牛有关的书画作品如牧童吹着牧笛，牧牛于田野，是中国古代诗画的重要内容。王敷《农书》载：“牧笛，牧牛者所吹，早暮招来群牧，犹牧骑者鸣茄也。当于杜野间说之，何知时节和岁丰，寓于声也；每见图书，咏为诗歌。实古今太平之风物也”。牧牛固然有田园诗的意境，然亦包含着艰辛。南宋李迪在《风雨归牧图》上题诗道：“冒雨冲风两牧儿，笠蓑低绾绿杨枝。深宫玉食何从得，稼穑艰难岂不知”。

牛力大而有耐力，马速度快而灵活，各有所长，各有所用。养马和使用马的制度，称之为“马政”。“马政为养马之政教也。”周代设有管理马政的官职。《诗经》说卫公文有好马三千。《史记·苏秦列传》说燕国有战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赵国有车千乘，骑万匹。秦人活动在西北地区，善养马。汉代，西北边地建立了6个牧师苑，管36个马场，养马30万匹。

马多用于战争、骑乘或驾车。商代发明了车驾，既用于运输，又作战争中的战车。历史上游牧民族常常用骑兵战胜并统治了许多文化先进的民族。牛耕和马耕在历史上互相配合，特别是近代欧洲推行半机械化的马耕，使农业生产大为提高。中国历史上，马耕不如牛耕盛行，而马作为传信工具，奔驰于驿站之间，亦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粟，在汉代以前是北方的重要作物，其影响涉及北方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中国，7 000年前的磁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粟。5 000多年前的半坡遗址，既出土了炭化粟壳，又有刻画粟的图形。《尚书·虞夏书·禹贡》记载夏代“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氾胜之书》把粟列为五谷之首。在《齐民要术》中，粟仍排在首位。粟作为军事上的重要物资，《淮南子·主术训》中说：“武王伐纣，发钜桥之粟”；《史记·苏秦列传》形容燕的强大时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

粟的贮存又涉及国之强弱。在粟作为主要粮食的情况下，粟米作饭，作黄酒；粟糠是猪的主要饲料，粟杆喂马，极具营养。在医药价值上，《神农本草经》中写道：“粟米味咸微寒，养肾气，除胃热、治消渴（糖尿病）、利小便。”因为粟在粮食中占有首要地位，所以有时就把粟作为粮食的总称，而且把管农业的官也以粟命名。唐尧时的弃善于种植稷（粟），而被后人尊称后稷。《尔雅翼》说“稷为五谷之长故陶唐之也；名农官为后稷，其祀五谷之神，与社相配，亦以稷为名”。秦代设“治粟内史”，西汉设“搜粟都尉”，著名的赵过就曾任此职。周代把后稷作为农神，把土地作社神，并以社稷作为国家的代名词，祭稷神、社神的活动流传久远。

古代有关“天雨粟”的传说很多。《淮南子·本经训》描述：“神农之时天雨粟”；《风俗通义·正矢》描述：“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历代不少诗人以粟为题材，杜甫在《杜陵叟》有“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李绅在《悯农二首》中有“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周礼》记载“以九职任万民”，而九种职业中前四类均与农业有关，“一曰三农（指平地、山、泽之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殖鸟兽”。

春秋战国是农本思想的形成期，管仲、李悝、商鞅、韩非子及荀子都有丰富的重农思想。

在汉代有以粟“拜爵”“除罪”的重农政策。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唐太宗提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清康熙帝曾作《农桑论》：“王政之本，在乎农桑”。

“耕读传家”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理想的家庭模式，既要有“耕”来维持家庭生活，又要有“读”来提高家庭成员的知识水平。关于耕读关系的认识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出自《论语·卫灵公》）。南北朝之后有关家教类的书籍多数都有关于“耕读结合”的劝诫。颜之推（531—约597年）在《颜氏家训》中说，如果只读书，不了解农业，不参加农业劳动，“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只读书，读死书是不可取的，人们可以通过农业劳作感悟生活的酸甜苦辣，通过农业劳作找到当家、做官的正确之道。张履祥（1611—1674年）在《训子语》里也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可见当时的人们对耕读文化的重视。

清代宫廷画家焦秉贞绘制的《御制耕织图》，其中的耕部诗，包括“浸种、耕、耙耨、耖、碌碡、布秧、初秧、淤荫、拔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场、持穗、舂碓、筛、簸扬、砻、入仓、祭神”，堪称经典农耕文化记载。

中国传统农业哲学，集中表现为天、地、人相统一的思想以及时空与五行相配合的循环理论。

《吕氏春秋·审时》一文，“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西汉农学家氾胜之强调在农业生产中人的作用是“趋时”（赶上时节）和“和土”（改善土壤状况），“得时之和，适地宜，田虽薄恶，收可亩十石”。这蕴含了对天、地、人关系的认识。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概括经营农业的指导思想是“顺天时，量地力，用力少而成功多”，如果不是这样则“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这就像“入泉伐木，登山求鱼，手必空；迎风散水，逆坂走丸，其势难”。南宋农学家陈敷提出“在耕稼，盗天地之时利”，“盗”字表现出人主动地巧妙地去争取天时地利。元代农学家王桢提出，进行农业生产必须做到“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这里的关键是“存乎其人”，时宜地宜都要靠人去把握。明代的马一龙说：“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则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这里除天时、地利之外，又加上“物性”的因素，即掌握作物本身的特性。清代的几位农学家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浦秣农咨》说：“农之为道，习天时，审土宜，辨物性，而后可以为良农”。《农丹》一书中说：“天有时，地有气，物有情，悉以人事司其柄”。《诗经》记载，公刘在规划土地时很重视“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吕氏春秋》分析了土壤性质的几对矛盾——“力”与“柔”（坚硬与黏和），“息”与“劳”（休闲与种植），“棘”与“肥”（瘠薄与肥沃），“急”与“缓”（紧密与疏松），“湿”与“燥”，认为这些矛盾可以通过耕作而相互转化。

美国学者罗素（1872—1970年）、费正清（1907—1991年）、魏特夫（1896—1988年），法国学者谢和耐（1921—2018年）对中国的农耕文化也有一些论述，他们大多数持有一个共同观点——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它孕育和塑造了中国人的道德品性和情感观念。罗素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扎根于中国古代文明之中，离不开当时的自然环境，当时的农业生产方式。黄河流域是中国人最初聚集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生活、从事农业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了极其灿烂的文明，是其他文明所不能比的（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1月）。他根据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提出了农业文明的概念。农业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显著特征之一。中西方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科学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显著特征，而对人生理想的思考和追求，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由此，罗素提出将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相结合，相互交流和借鉴（伯特兰·罗素：《中西文明比较》，东方杂志，第21卷第4号）。

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与“魂”，深刻影响着华夏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根基。因为农耕文化与绿色发展理念不仅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且“农耕文化”还表现出人们的“绿色体验”。

比如，农耕文化中的“顺天应时”“因地制宜”“天人合一”均体现出人们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境界。这种思想理念敬畏自然，具有朴素的绿色生态理念；而绿色发展理念强调了经济发展并非单一追求较高的经济指标，而是利用技术进步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再如，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一种向往“种豆南山下”的田园生活情怀。在城市，农耕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为展览馆的展陈，通过展示农耕器具、农耕场景，让都市人群随时可以体验中华民族传统农耕文化精髓；城市工作的人群，有时会选择在周边的郊区或田园体验回归山水的生活状态。在乡村，自然乡村风光必然会受到当地人民及外地游客青睐。农民早已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状态转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当今国际粮食贸易风险频发和价格波动的形势下，我国耕地后备资源不足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问题凸显，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至关重要。从哲学角度思考，“藏”包含优质耕地的保护、中低产田的整治和修复等；“粮”则涉及粮食系统的类型、生产、需求、贸易、浪费等生命周期全过程；“地”的本质为永久基本农田，包括现有耕地、“非粮化”与“非农化”的耕地，以及可盘活为耕地的农村低效建设用地；“技”包括资源保护和农业生产的科学技术、工程技术和管理技术，通常需要经过长期探索和实验推动技术的进步，弥补生产效率方面的缺陷，实现管理理念创新，进而有效指导实践。

因此，充分利用农耕文化的本土优势，呼应民众对山川河流、对故土家园的留恋和向往，汲取和弘扬农耕文化的伦理精髓，营造“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基层文化新生态，这本身就是一种基于中国传统、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方案。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利用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中丰富的物质遗产，汲取农耕智慧发展现代农业。比如，杂交水稻的育成离不开野生水稻的配种，传统的农作物品种（水稻、玉米、小麦等）可以作为未来的农业基因进行储备，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意义重大。

祖先留下的巧夺天工的传统农业工程，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应继续予以重视。例如，云南哈尼族人民在世代生产生活实践中探索出独特的土地利用方式，形成了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农业生态系统，森林涵养水源，村寨升腾人气，梯田提供食粮，水系润泽大地，彼此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经历1 300多年开垦最终打造成型的哈尼梯田，如今依然能够以种植水稻、养鱼养鸭等方式直接发挥生产作用，高效地提供原生态的粮食。与此同时，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哈尼梯田在吸引大批游客观光旅游之余，成功打造出“梯田红米”“梯田黄酒”“梯田鸭蛋”等特色农业品牌，并通过电商平台推广至海内外市场，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在珠三角地区，“桑基鱼塘”早已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农业生产形式，通过将种桑养蚕与池塘养鱼相结合，在池塘边上种桑树，用桑叶养蚕，以蚕蛹等作为鱼饵，然后又用池塘底部的淤泥作为桑树的肥料，由此形成一种生态环保且利用率高的生产经营模式，这种传统的农耕方法既很好地服务于乡村农业发展，又自觉参与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

因此，作为中华民族的“根”文化，传统农耕文化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看家育人”，还能嵌入乡村治理，引导社会形成家庭和睦、乡风文明新风尚，实现新时代农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

中华传统农耕文化是山川河流、故土家园孕育出的文化，深刻蕴含着中华民族对自然万物、人的本质及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现代化美丽乡村的构建，理应从这种传统智慧中汲取营养。当今，我们要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和挖掘传统农耕文化蕴藏的思想理念、思维方式、经验智慧，以及制度设计等，从文化的本质上予以继承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