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这反映自然界有其运行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人类也总是在与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从中国古代“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等生态观念,到新时期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等精辟论述,都阐明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前,我国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与修复是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是国家的重大战略。组建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是2018年国家政府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之一。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增长模式,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

据《2005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我国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丘陵或高原,33%是干旱地区或荒漠地区,70%每年受到季风气候影响,55%不适宜人类生活和生产,35%受到土壤侵蚀和沙漠化影响,30%的耕地属于pH值小于5的酸性土壤,20%的耕地存在不同程度盐渍化或次生盐渍化,17%构成了全球的世界屋脊。世界大陆平均海拔830米,中国陆地平均海拔1 495米,是世界均值的1.8倍。根据“生态环境应力指数”,仅海拔一项,在世界大陆平均海拔的基础上,每增加100米的平均海拔,区域开发成本即区域基础建设成本将在原来基础上平均高出2.2%~2.4%。国土空间先天脆弱,导致我国土壤侵蚀速率和自然灾害频率大,农业、林业、牧业、工业、水利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等发展成本,以及自然保护和生态修复成本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区”指“贫困区”“生态脆弱区”和“矿产资源赋存区”。国土空间“三区耦合”,是指生态脆弱区、集中连片的贫困区、矿产资源赋存区在地域上的高度重合。我国生态脆弱区中县域数量的75.92％、土地面积的43.33％、耕地面积的67.96％以及人口的75.86％,均处于贫困县境内。《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记载,在14个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有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约70%贫困县分布在典型生态脆弱区。同时,我国能源和矿产资源主要分布在生态脆弱区。2018年,《重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通报》指出,煤炭主产区是山西、内蒙古、陕西,原煤产量占全国67.31%;铁矿主产区是河北、辽宁、四川,铁矿石产量占全国50%;铜矿主产区是江西、内蒙古、云南,铜矿石产量占全国68.75%;铝土矿主产区是广西、河南、山西,铝土矿产量占全国79.52%。“三区耦合”造成困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劣导致贫困,人们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又导致生态环境退化,形成了“贫困—生态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部分地区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对环境资源过度使用,超出环境承受极限,进而导致该地区因资源环境限制难以获得更高水平发展,始终处于低级发展阶段。某些区域承担着生态服务功能,发展受限、也没有得到相应生态补偿,从而导致这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贫困人口所占比例较高。

中国铁路、公路、矿产、能源资源开发等生产建设项目日新月异的进步是经济蓬勃发展的表现之一,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国际统计年鉴》资料,1949—2017年间,铁路运营里程数由2.18万千米提升到12.70万千米,铁路网密度由22.71千米/万平方千米提升到132.29千米/万平方千米;公路运营里程数由8.08万千米提升到477.35万千米;原煤年产量由65.94百万吨提升到34.98亿吨,原煤年消费量由42.90百万吨提升到35.20亿吨;原油年产量由0.44万吨激增到1.91亿吨,原油年消费量由3.00百万吨激增到6.1亿吨;天然气年产量由24亿立方米激增到1 457.59亿立方米,天然气年消费量由0.1亿立方米增到2 386亿立方米。生产建设活动加剧了国土空间生态用地的占用和破坏,2020年累计损毁土地约1 200万公顷,预计至2030年累积损毁土地将达到1 733万公顷。生产建设活动高强度、高速度的人为剧烈扰动,进一步加剧了国土空间生态的脆弱性。

国土空间先天脆弱,加上生产建设活动的人为扰动,抵抗自然灾害能力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生态退化风险和影响增大。例如,2010—2015年间,我国就有13.03万平方千米的生态系统面积发生了变化。随着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区域生态问题日益凸显,亟需进行综合整治。据估计,如果没有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或者生态系统受到破坏,人类每年需要用折合人民币33万亿元的资金来补偿和修复它所带来的损失,相当于全球各国GDP 总和的1.8倍。由此可见,维护好生态系统的价值及其重要性。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效益。按照国际上对这一概念的解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分解为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四大部分。供给功能是指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物质产品,如粮食、饲料、木材、纤维、油料、果品、药材、花卉、皮毛,等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和原材料;调节功能是生态系统中生物与环境互动中产生的各种效应,如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降尘、固沙、调节气候和固碳释氧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支撑;文化功能是指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各种文化服务,如观赏、旅游、康养,以及作为人类某些文化遗迹的载体等,是提供人类多种非物质享受的基地;支持功能是指各生态系统或其综合体,在维持地球生物圈的运作及人类生存环境中所起的支持作用,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根据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受益人口数量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性而确定的我国生态系统保护重要性格局中,生态极重要区面积为343.6万平方千米、较重要区面积为204.6万平方千米、中等重要区面积为161.2万平方千米、一般区面积为246.8万平方千米。其中生态极重要区面积占35.8%,却提供了60%以上的生态系统服务。

我国生态系统类型多样,不少重要自然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许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加之各种资源地区分布很不平衡、同种（类）资源的人均量差别较大。因此,亟需对受损和退化的生态系统进行分类修复。根据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研究确定的各类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内容如下：

森林生态保护与修复。重点针对森林生态系统退化、林地破碎化、森林覆盖率降低、生物多样性减少、栖息地及生境破坏、林分结构单一及生产力低下,以及调节气候、涵养水分、保育土壤等生态功能降低问题,采取自然恢复（封山育林）、林分改造、森林抚育、林农混作、森林生态工程等措施,提高森林覆盖率,改善森林群落结构和健康水平,改善栖息地及生境质量,提升水分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森林固碳能力等综合生态服务功能。

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重点针对草原植被覆盖度降低、生产力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服务功能降低、草原承载力下降以及部分草原鼠虫害、毒杂草等生物灾害频发等问题,按照依水而定、量水而行的原则,根据不同区域草原类型、气候、土壤等条件,实行禁牧封育,制定休牧、轮牧等合理放牧制度,实现草畜平衡,加强有害生物及外来物种防治等;实行退耕退林退牧还草及各种有效的改良措施,禁止开垦和盲目造林等各类破坏草原行为。在水土条件适宜的地方,适度发展人工草地建设,减轻天然草原放牧强度和退耕退牧还草压力,达到草原生态状况持续改善、草原质量稳步提升的效果,实现草原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湖泊生态保护与修复。重点针对湖泊流域种植业污染面广、污水处理设施收集和处理能力弱、湖滨缓冲带生境破坏、底泥内源污染累积、水面面积萎缩、水质恶化、水生态功能退化及监管能力薄弱等问题,围绕“控源截污—清水廊道构建—湖滨拦截净化—湖体生态修复”等污染控制与保护修复的关键环节,采取外源污染系统控制、入湖河流与湖滨缓冲带生态修复、底泥污染控制、水生态调控、水力调控、风险预警等措施,以增强湖泊调节河川径流、提供水源、防洪灌溉、养殖水产、提供生物栖息地、维护生物多样性、净化水质等功能。

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重点针对天然湿地面积萎缩、水质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调蓄能力减弱等问题,以增加湿地面积、增强湿地生态功能,维护湿地生物多样性为核心目标,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式,采取污染清理、土地整治、地形地貌修复、自然湿地岸线维护、河湖水系连通、植被恢复、野生动物栖息地恢复、拆除围网、生态移民、湿地有害生物防治、完善湿地监测网络等手段,逐步恢复湿地生态功能,增强湿地涵养水源、增加碳汇、净化水质、蓄洪抗旱、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维持湿地生态系统健康。

流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重点针对流域清水产流机制破坏、水量调控能力低、水系不连通、水质不达标、水生态功能退化等问题,强化源头控制、过程阻控、末端治理等多环节的系统修复、综合治理。依据水利规划、水功能区划、水资源保护规划、水生态保护修复规划等,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山上山下、地表水与地下水,采取水源涵养、水源地保护、污染源控制、水体水质净化、河湖水系连通、生态补水、水库生态调度、生态水利工程建设等措施,重塑健康自然的弯曲河岸线,恢复自然深潭浅滩和泛洪漫滩,营造多样性生物生存环境,统筹推进流域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与水生态修复,提升重要水源地和江河湖泊生态功能。

荒漠化土地保护与修复。重点针对水土流失,以及沙化、石漠化、盐碱化等荒漠化生态问题,综合运用土地整治、土壤改良、植被恢复、退耕还林还草、保护性耕种、封山育林等措施,促进退化土地修复,保护自然生境和生物群落,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实现土地资源安全可持续利用。

矿区生态保护与修复。重点针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地质环境破坏、土地损毁、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统一规划、整体实施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水土保持、土地复垦等,采取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景观重现、生物多样性重组等措施,因地制宜复垦利用,恢复和提升矿区生态功能,实现资源循环可持续利用。矿区生态保护与修复即包涵在开发过程中须关注的敏感性保护目标,还须关注矿产资源开发后具有旅游价值的“矿业遗迹”保护,更包涵在生态重建过程中,采用前期的人工支持引导,使矿区极度受损和退化的生态系统尽快进入“自然修复”。

海域海岸带和海岛生态保护与修复。重点针对河口、海湾、滨海湿地与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进行保护与修复,综合开展岸线岸滩修复。通过退围还海、退养还滩、退耕还湿、疏通潮沟等措施,逐步恢复海洋水动力条件,因地制宜进行滨海湿地植被恢复,控制外来入侵物种,加强候鸟迁徙路径栖息地保护和修复,不断提高海洋生物多样性。在因人工破坏或自然侵蚀受损的自然岸线、海岸灾害频发的区域,通过养护海岸、沙滩修复、生态海堤建设等措施,不断提升岸滩稳定性和防灾减灾功能。通过保护珍稀濒危和特有物种及其生境,维护海岛生态系统的独特性与完整性。建设海岸带生态廊道,恢复海陆自然生态过程,提升海岸带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性和功能稳定性。

农村土地整治与生态保护与修复。重点针对农村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差、生态基底破碎、生态廊道阻隔、土地资源利用低效化和无序化等问题,从农业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区域自然环境差异性出发,结合生态移民搬迁和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等,通过土地综合整治,整体开展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和乡村生态保护修复,保护农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打造规模适度集中连片的耕地、草地、湿地、林地等生态系统复合格局,提升生态功能,强化农地景观和绿隔功能,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和乡村生态环境整体改善。同时,做好农田重金属、化肥、农药和地膜等污染的源头管控,避免引发新的污染。

城镇地区生态保护与修复。重点针对城市中自然环境和地形地貌破坏、水系阻隔、生态空间被挤占等问题,与“城市双修”“海绵城市”建设相结合,依托现有山水脉络,保护城市生态空间和现有生态廊道,采取山体修复、水体治理和修复、废弃地修复利用、绿地系统完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恢复和保持河湖水系的自然连通和自然岸线,构建城市良性水循环系统,逐步改善水环境质量和水生态功能,打通城市内部的水系、绿地和城市外围的河湖、森林、耕地,联通城乡生态网络,扩大城市之间的生态空间,恢复城市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有效提升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同时,对城镇周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缓解城镇生态保护修复的压力。

我国的生态系统大多属于以特定区域内经协同作用而形成的人为主体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生态修复不仅要使生态系统恢复其固有的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而且要有所提升,达到更高层级的生态平衡,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生态产品。因此,人工支持引导生态系统自然修复就显得尤为重要。

自然修复的本质是最小化的人工干预,而最小化的人工干预并不等于“放任不管”或“推倒重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要考虑我国本土化生态保护修复的差异性,要从国家生态安全的角度出发,以生态系统综合管理为手段,以消除最大的生态胁迫性因子为基础,强化生态系统的自然更新。这样可以缩短实现生态修复所需的时间,保护珍稀物种和增加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减少投资和提高效益。通过土地整治消除生态修复的物理屏障,在改变植物生长水热条件的同时,也为“种子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要选择先锋植物和适生植物,以及注重植物之间的合理配置,用生物屏障助推受损生态系统的自然修复。

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的规划设计,应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的理念。借用国内学者专家的说法,体现“育山、理水、造林、养田、调气、梳脉、完型、修文”,即：重塑与周边景观相协调的地貌,梳理水系网络探求生态用水平衡,重建植被保护生物多样性,重构无障碍层的土体提升土壤质量,开辟区域通风廊道调节微气候,疏通点线面网的绿脉水脉,完善公共空间系统,组织城市多元活动,传承人文山水园林理念,凸显东方文化气质。

生态胁迫来自人类或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正常结构和功能的干扰,可导致生态系统发生不可逆的变化甚至退化或崩溃,破坏力度大大超出生态系统恢复力。消除生态胁迫是生态保护修复的关键。对于原始的或保存较好的生态系统,通过物种与种群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的保护种引入、自然保护区的保育或管护来实现,如荒野保护就是典型的保护保育、自然修复模式。对于轻中度退化的生态系统,通过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培育,促进正向生态演替的生态保育,如三江源区生态系统修复就是典型辅助再生模式。对于严重破坏退化的生态系统,通过人工干预实现生态系统组成和结构改良或恢复重建。对于原生生态系统已消失的土地,可以转变为其他生态系统、用人工方法仿造重建原有的生态系统,或根据需求构建全新的生态系统,如矿区极度退化生态系统修复就是典型的生态重建模式。

人体健康管理是以预防和控制疾病发生与发展、降低医疗费用和提高生命质量为目的,通过健康信息采集、健康检测、健康评估、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和健康干预等手段持续加以改善的过程和方法。生态保护修复如同人体的健康管理,应由“开刀治病”转向“健康管理”或全程“适应性管理”。这既是应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过程中生态系统演变复杂性的需要,也是应对先进适用生态修复技术模式选择的需要。生态保护与修复,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需要启动适应性管理机制?国内外有哪些成功的生态保护修复适应性管理经验可借鉴和失败的教训可规避?针对人工支持引导生态系统自然修复过程中的不同变化条件,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政策措施来解决?这些都需要进一步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与修复需要回答三大问题：一是生态保护与修复重大工程在哪儿实施更科学,二是生态保护与修复重大工程怎么实施更合理,三是生态保护与修复重大工程实施的效果如何,这就需要用“标准”作技术支撑。而标准的产生过程和作用逻辑关系是：理论方法指导工程技术,工程技术需要野外试验示范,试验示范是为了推进标准建设,有了标准才可便于行业部门监管,监管是为了更好地在国土空间更大范围内推广应用。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觅。保护生态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国国土空间的先天脆弱性、人类经济活动的剧烈性等国情,促使我们必须实施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与修复。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与修复,必须秉持“共商”“共建”“共享”三原则,要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多专家联手攻关,达到“对接—互补—协同—融合—提升”的目的,同时要通过科技创新与制度改革的相互倒逼,演奏各方共同参与的“交响乐”,并非一家的“独奏曲”。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