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这样一个人,他被蔡元培称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被胡适赞为“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他不仅是中国地质学的拓荒者,其身影还频频出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他就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科学家——丁文江先生。

丁文江1887年生于江苏泰兴一个书香世家,后求学于日本、英国。1906年秋在剑桥大学学习。1907—1911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及地质学,获双学士学位。1911年5月离英回国,回国以后,他先后在冀、鲁、晋、川、滇、黔、桂、湘及东北地区等进行地质矿产调查,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革命后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环境复杂多变、科学技术十分落后、国民生活贫苦难言的贫穷落后国度。许多有识之士和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纷纷大声疾呼要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丁文江就是其中的一员。

丁文江说过“只要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1912年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下设地质科,次年9月,临时政府的地质科改为地质研究所,由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任教,培养出中国第一代地质技术人员,此为中国地质调查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矿业开发的开端。丁文江在行政管理部门足足待了8年（1913年至1921年）,有人认为丁文江离开专业领域转做实业,就是由于他的政治抱负。

丁文江先生以重视实地调查著称。为取得第一手材料,他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准则,被誉为五四运动以来学者中最具责任心的“行动巨人”。据不完全统计,从1913年至1930年,丁文江先生到过开滦矿务总局、临城矿务局、井陉矿务局、福中公司、东德华矿务公司、抚顺煤矿、本溪煤铁公司、天宝山银铜矿、平远金矿公司、振兴公司鞍山铁矿、裕吉公司、扎赉诺尔煤矿、海龙金矿、宽城子煤矿、通兴公司、裕懋公司、库伦金矿、陕西延长油矿等数十座矿山进行工作调查,为他作为一名地质学家积累了丰富的野外知识,也为他作为一名国家行政管理者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丁文江对西方人调查中国地质的结论不盲从,而是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依照自己掌握的第一手资料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结论。如德国人李希霍芬曾断言“山西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山西可以单独供给全世界几千年”。丁文江实地工作后发现,山西的煤的确很多,而铁则不然,正太铁路附近铁矿最厚的矿层不超过0.6米,且厚度不稳定,不规则,经济价值不大。所谓矿层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山西式铁矿”。他根据自己掌握的事实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的比较》,纠正了外国人的错误。

1914—1916年美孚石油公司派了担任该公司顾问的地质师克拉普（化名马栋臣）、富勒（化名王国栋）等6名地质师和5名测量技师,与中国人员组成中美勘探队前往陕北进行石油地质勘查。在陕北黄陵、肤施、延长、同官（今铜川）用新式顿钻钻了7口井,耗资270余万美元,但没有发现可供开采的工业性油流。此后,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撰写了《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估算中国石油地质资源量只有1.75亿吨,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1916年,丁文江与章鸿钊、翁文灏一起组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并担任所长,仍然坚持中国人自主的石油勘探。1929年5月4日—8月1日,延长油矿打成新1井,初期日产油3吨多。1929—1933年,中国地质学者赵亚曾、黄汲清、谭锡畴、潘钟祥、陆贯一等人先后对四川地区进行石油地质调查。1929年5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矿业法,把石油矿划为国营矿业,由建设委员会管理。

1921年丁文江到辽宁北票煤矿担任总经理。自从有了丁文江的加入,北票煤矿公司起死回生。他到了那里把很多煤矿工人都找回来,他又懂得地质勘探技术,又有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很快那个煤矿就扭亏为盈,达到日产2 000吨、年产量七八十万吨（当时全国的煤炭产量还不到1 000万吨）的产量,成为全国数得上的大煤矿。

丁文江先生是一位爱国者,有政治抱负,光明磊落,致力于民族强盛;丁文江先生是一位科学家,崇尚真理,求真务实,身体力行;丁文江先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长者,是一位与人为善的朋友,是一位受人尊重敬重的好人。在他的身上,集合了科学家、科学事业的组织者和科学思想的传播者等多重角色,不仅表现在他在我国早年科学事业的组织、管理上,还表现在他后来的多姿多彩的传奇经历中。尽管丁文江先生的生命只有49年,但他在地质科学领域、在中国社会上留下的印迹却是极为光辉灿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