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事业在初创时期,开创者的努力和贡献成为科学事业发展和进步的推动力量。科学研究中,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认定的主要形式,也是传承学术思想的重要载体。它的演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学的发展进程。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发展从起步阶段,开创者们就着力于学术期刊的出版,他们功不可没。本文以早期地质学期刊的创立与发展为案例,通过丁文江对不同层次地质专业期刊的贡献,说明他在中国地质学期刊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丁文江十分重视地质期刊的出版,并且在期刊创办初期作出重要贡献。但是后人却较少注意到他的这些工作,这可能与后人的文字解读有关。在《地质汇报》创刊号上,发表有丁文江的一篇序言。

丁文江把推动地质期刊出版的功劳归功于时任矿政司司长张轶欧,以及丁文江的同事们。根据丁文江回忆：张轶欧建议他将地质报告汇集出版。丁文江认为,中国地质事业刚刚起步,工作尚未深入,还没有到出版期刊著作的时候。但是张轶欧并不认同丁文江这一观点,他指出：“学业虽贵专攻,而要在于致用。著述虽求精备,而尤望其流传……学者苟有一得之知、一技之长,当思公之同好,为讨论之资、研究之媒”。在地质期刊的实际创办过程中,丁文江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否真正如他自己谦逊所述?本文通过多种地质学期刊创刊过程中丁文江的作用,分析了他对地质专业期刊的贡献。

1916年,中国的第一个地质学研究机构——农商部调查所正式成立,出版地质学专业期刊提上日程。考虑到地质工作已经铺开,各种地质报告与研究文章日渐增多。为促进学术交流,丁文江等人有意促使地质学专业期刊早日出版。丁文江“对于此事看得非常重要,所以进行也特别谨慎,拟有好几种计划,比较讨论,又因印刷着色地质图的困难,一再试验”。直到三年后的1919年,中国地质学界的第一本现代地质学专业期刊《地质汇报》才正式出版。接着,该所又出版了《地质专报》。

受印刷条件所限,印制彩色地质图仍有很大困难。但是这些期刊从一开始就严格学术规范,并努力办成国际学术交流和成果展示的平台。该刊的中文文章均有英文概要,西文文章也都附有中文概要。丁文江不但积极为《地质汇报》作序,而且该刊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丁文江和张景澄合作撰写的煤田地质报告。可见,丁文江一直在积极支持并促进地质期刊的出版工作。

在内忧外患、战争频发的年代,出版连续性的学术期刊并非易事。民国时期很多地质专业期刊,仅出版1期或几期就不见踪影。受时局不靖、稿源不足,以及出版经费的制约等多种因素影响,1949年以前出版的地质期刊无法正常、按时出版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中央地质调查所出版的《地质汇报》等期刊一直坚持到20世纪中叶。

地质学期刊作为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基本上与地质学机构的建立同步。早期地质期刊类型多样。仅刊名的字样就有：会志、论评、学报、专报、汇报、年报、研究录、专刊、专报、集刊、特刊、丛刊、临时简报、临时报告、报告书、调查报告、调查汇报,等等。

高校地质系创办期刊最为困难。有些期刊出版时间不长、发行范围较少且不定期,甚至正式出版物仅仅几期就中途易名。例如1920年10月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成立了地质研究会,第二年即开始出版会刊,此刊共出版5期。在20年代出版了3期,前两期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1928年出版的第3期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30年代出版了2期,又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会会刊》。除此期刊外,北京大学地质学系还出版过不定期的期刊《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录》。频繁的更名和多种类的期刊使后来的统计文献把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的会刊错当成了不同的期刊,这为现在统计民国时期地质期刊工作带来不小困难。

丁文江一直对发表学术论文一事十分谨慎。他在野外考察过程中收集有大量的原始资料,做过深入的分析与思考,但是他十分反感一些文人学者“喜割裂抄袭以成书,标窃一时之声誉。余嫉其欺世而盗名也,居尝举以自戒”。出于高标准的谨慎态度,丁文江正式发表的地质学文章并不多。但是他十分支持地质专业期刊的出版,为了支持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创办的期刊,他在《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扬子江下游最近之变迁——三江问题》。10年以后,他又在该刊上发表《中国地质学者之责任》,以激励青年地质学家努力进取。

通过丁文江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历届组织者的不懈努力,到20年代中后期,中央地质调查所已经创办了4类9种地质期刊。万事开头难,创立当年就开始出版地质学期刊。

随着地质机构的增多、地质专业人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学术积累的不断深厚,中国地质学界对于学术期刊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但是后来创刊的多数地质期刊只是断断续续出版了几期,能够坚持长期出版的,只有中国地质学会的两个会刊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创办的系列期刊。

在地质学界影响较大的期刊,毫无疑问出自于权威地质机构,如中国地质学会、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等。中央地质调查所出版的《地质汇报》《地质专报》《中国古生物志》,以及中国地质学会的会刊——《中国地质学会志》和《地质论评》在中国地质学界影响较大。这些期刊的共同特点是创刊早、发行面广、出版周期长且大多能够定期、连续地刊行。

关于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期刊,已有专文详细讨论。本文以全国性地质学期刊——《中国地质学会志》为例,分析丁文江的贡献。

《中国地质学会志》（以下简称《会志》）原计划每年出版一卷,共4期。由于条件所限,从创刊开始《会志》就大多以合期的形式出版。丁文江担任了《会志》第一卷的主编。

丁文江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毫无疑问,使用国际语言是国际学术交流的基础。《会志》是用西文发表的地质学期刊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它以英语为主,另有少量法语和德语文章,会议纪要全部用英文撰写,学会的《简章》也是英文,但多附有中文文本。1927年以前,该刊也发表有几篇中文文章,主要是一些地质学大家的文字。

民国时期地质学期刊所使用的语言,早期出版物多用西文或中英文混合,中后期的出版物中文较多,但直到抗日战争期间仍然有西文期刊创刊。在中国本土出版西文期刊,有着多方面原因。首先,现代地质学在中国的初创时期需要加强与国际交往并扩大国际影响。中国地质学会每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这些会议总有西方学者参加甚至专门邀请来华学者赴会作报告,因此使用英语作为会议语言势在必行。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地质学会年会的会议语言仍是英语。对此,李四光在1942年召开的第18届年会上曾经感叹：“我们一直采用西方的主要语言——英语——作为正式的学术交流工具,而不顾对我们自身的方便有所牺牲”。因为这是作为现代科学的后发起国尽快赶上国际学术前沿,并获得国际认可的有效途径。

其次,中国学者还有其他考虑：“出版性质有二：关于实用者如矿产矿业者之类,均以中文为主,以供国人之利用;关于纯粹科学研究者,如地震、古生物学之类,则多兼用西文,以广国际之交换。盖亦各国同类机关之通例也”。

除了上述两个原因,学科发展的起步阶段学术积淀不足,也是选择西语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早期的作者群中西方学者占有较高的比例;另一方面,随着西方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量传入中国,新学科、新理论、新概念不断涌现,随之而来的是新名词和新术语。现代地质学传入中国之后,大量的外来术语尚缺乏统一的中文译名。

尽管期刊出版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但《会志》仍然努力扩展信息量。在1929年学会修正的简章中,规定了《会志》刊载的内容：“（一）大会（年会或特别会）之记录;（二）各地分会之消息或报告;（三）大会或分会之学术论文。由评议会推定出版主任一人,并由出版主任指定数人,共同组织出版委员会,对于各论文之刊载,有去取之权”。随着全国地质机构的不断增多和工作规模的扩大,《会志》已经无法承载大量的信息报道的功能,新的期刊呼之欲出。1936年,中国地质学会的第二个期刊《地质论评》（以下简称《论评》）创刊。与《会志》不同,《论评》承载了大量研究和工作消息报道的功能。除了刊载学术论文外,《论评》有一半左右的篇幅是刊登《书报述评》和《地质界消息》。前者详细介绍了地质学新书的主要内容及理论观点,后者重点介绍中国地质学会和其他相关学术团体的活动,各地质调查机构、高校地质系的工作进展,野外工作的新发现,甚至著名地质学家个人学术活动情况,等等。此后的《会志》,秉承初创时期丁文江等创建者的理念,以发表高质量、西文学术论文为主。

中国地质学会的两种期刊是地质学界的全国性期刊,两者之间有着学术的传承与分工。对此,翁文灏在20世纪40年代曾经有过明确的说明：“为全国学术发展起见……本会刊行《会志》于先,以期宣达于世界,出版《论评》于后,以期介绍于国人”。信息传播方向的地域差异,成为后来两种会刊的不同定位。

丁文江在学术期刊的创建进程中发挥了多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在语言的使用上,他积极推动中国的地质期刊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早期出版的主要地质学期刊多以西方语言、尤其是英语为主。此时地质期刊的目标,是学术交流的国际化。一方面它需要西方作者群体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把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

丁文江十分重视地质人才的培养,他对中国高等地质教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丁文江对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创办专业期刊的推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高等地质教育的重视。

丁文江本人在发表学术论著上是谨慎的,在总结学术成果和贡献时是谦虚的,在推动包括地质专业期刊在内的地质事业的发展则是不遗余力的。丁文江的科学精神,值得后人学习、敬仰,同时也不应被后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