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先生是近代中国科学史、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之一。81年前,先生因公殉职。英商《字林西报》发表社论称赞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这是对其一生最中肯的总结和诠释。虽然先生从未标榜过“爱国”,但他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而勤勉努力的精神,“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爱国情怀,至今仍熠熠生辉。

文江先生少年负笈东瀛、辗转英伦,受“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选择了具有实用价值和应用前景的学科,以优异成绩取得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地质学双学士学位。丁先生学成归国之时,中国地质教育、调查和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地质探矿为外国人垄断。章鸿钊先生已经写出了《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但未能付诸实施。丁文江与章鸿钊一拍即合,以“天生能办事”的行政才干和组织能力,加上后来的翁文灏,三人共同把处于草创阶段的中国地质科学不断向前推进。其中文江先生出力之巨,实为先驱“第一人”。他对地质事业的贡献至少有三点：第一,训练造就人才。他筹建并兼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开我国地质教育先河,首期毕业的18名学员,后来大多成为我国地质科学各学科的领军人物;协助北京大学恢复地质学系,帮助延聘外籍教授,后来更是担任研究教授,参与领导地质教学工作;敦请中央大学开设地质系,并担任名誉教授,为培养我国地质专才作出了杰出贡献。第二,开展地质调查。他担任地质调查所首任所长,不畏艰险,登山涉水,坚持“登山必达峰顶,移动必须步行”,对我国地层、岩石、造山运动的考察和矿产调查做了大量奠基性、开拓性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调查成果,为地质调查树立了典范。第三,加强学术交流。他倡编《中国古生物志》,亲任总编辑,使之成为中外闻名的科技杂志;制作区域地质图,发表地质矿产调查报告及相关论文;筹建并担任地质图书馆、博物馆馆长,参与创建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组织中外学术交流,赢得世界级声誉,被誉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山大师、地学之父。

除地质科学外,文江先生还在地理学、制图学、测量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以及少数民族语言学等学术领域有不俗的建树。他主编了分层设色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中国分省地图》（世称“丁氏地图”）,整理出版了《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爨文丛刊》,对周口店“北京人”的发现、安阳殷墟及仰韶文化考古发掘做出了贡献,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传奇人物。文江先生生命的最后两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实际主持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日常工作。他大胆改革,裁撤冗员,兴利除弊,加强资金管理和项目考核,设立评议会,为后来建立院士会议、奠定研究院持续发展的体制作出了贡献。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一场救亡图存、绵延百年的深刻社会变革悄然开启。围绕国家、民族的命运,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跌宕起伏。文江先生从来就不是枯坐书斋的学究,早在留学日本时,就融入到谈革命、写文章、救中国的时代洪流之中,自诩为“少年中国之少年”。即使成为蜚声中外的科学家,他对政治改良、思想启蒙的热情丝毫不减,但作为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天地可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有两份亮眼的自由主义刊物《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名义上是胡适先生主办的,而其灵魂人物却是这群人文社会学者中唯一的科学家丁文江。连胡适都说,谈论政治是文江先生推着去做的,他才是出力最多的。《努力周报》宣扬精英政治、“好人政府”,正是文江先生核心政治理念,他呼吁“少数人的责任”,建立公开、宪政的政府,彻底结束腐败政治。《独立评论》则是“九·一八”事件的产物,更多地是针砭时弊,关心民众生活,在乱世中喊出政治改良、抗日救亡的声音。

文江先生不仅“坐而论道”,而且“起而行之”。在军阀混战之际,他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短短8个月,整饬吏治,统一财政、卫生和市政设施,奠定了“大上海”的基础。特别是他率团与租界当局谈判,收回会审公廨,为国家争回了许多重要权利,并且为将来统一的中央政府留下回旋余地,足见其爱国的良苦用心。

认识文江先生的人,说到其人品,无不赞扬有加。他待友至诚,又很讲原则,对朋友的态度,操心到比当事人还紧张细微的地步,而且往往是舍己为人、成人之美,可是一旦朋友在事业上不肯努力,他会责备批评,因而在朋友圈里被敬称为“丁大哥”。对待青年学生,他是有过必规劝,取得成绩赞不绝口,为国爱才惜才。他的学生、青年地质家赵亚曾牺牲在地质调查路上,文江先生痛哭不已,将其遗孤带在身边,视若己出,加以教养。

“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这是文江先生的自勉诗,也是他清廉品格的真实写照。文江先生处处把私生活看作政治生活来修养,律己甚严,廉洁近乎迂腐,终身不肯仰面求人,终身保持一个独立的清白之身。他不肯支取干薪,不肯使用铁路免费通票,不滥发荐书,不滥用私人,甚至不肯用公笺写私信。外出工作,政府发过旅费,则不肯入住免费的招待所,不肯接受地方政府的招待。最能反映文江先生清廉品格和爱国情怀的,是他的一封家书。他的四弟文渊赴瑞士留学,留欧学生监督处秘书也是文江先生的同学好友对文渊说,令兄不是有钱人,不应该让他独立担负你的学费,你可以请补官费,一是官费有空额,二是你符合申请条件,三是主管此事的都是令兄的老朋友。文渊也知道哥哥的经济情况,便写信请他帮助。文江先生的回信感人至深,大意是：“照你的学历以及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你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晓得,国中比你更聪明,更用功,更贫穷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能替他们承担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青年。他们有请求官费的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的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这样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再为此事费心,我既然承认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自己的事。你只安心用功读书就行！”其实,文江先生收入微薄且经常欠薪,为了承担弟弟的学费和整个一大家子的经济负担,他甚至卖了自己的房子还债。

文江先生身处乱世,国内军阀混战,国外列强环伺,习武从戎成了爱国青年的选择。他来到日本就对军事产生了浓厚兴趣,一度想入军校学习海军,但因嗅觉不灵,未能如愿。及至中年,他多次表示,有志做一名军官学校的校长,为国家培训具有现代化知识的合格军官。

在繁重的科研工作之余,文江先生仍保持对军事的兴趣,注重资料收集,详细研究北方、广东、湖南等军队概况,发表了多篇军事论文。后来,他又将这些文章梳理形成《民国军事近纪》,成为研究民国军事的重要文献。“九·一八”事变后,他把目光紧盯对我国形成巨大威胁的日本,通过对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财政等情况的分析研判,发表了一批政论文章,指出“日本是得步进步的”,全面的侵华战争迟早会爆发。在战争不可避免时,他把思考的重点放到如何抵御日军的进攻上来,发表《假如我是张学良》,从军事地理的角度为张学良出谋划策、排兵布局;日本攻陷山海关时,他又写出了《假如我是蒋介石》,呼吁国民党结束内战、停止剿共、团结抗日;当承德失守、热河沦陷时,激愤之情无以复加的丁文江将郁结于心头的千言万语,汇成《给张学良将军的一封公开信》,规劝张学良：“我知道您也是爱国的,是有血性的。不过是因为环境的关系,爱国心和血性都发挥不出来。所以公开写封信,希望所有您的朋友看见他都一致的主张,完成您的晚节。文天祥说的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希望您猛省！”一个爱国者的激情义愤跃然纸上！

文江先生最终是为国家为民族殉职的。1936年底,华北危急,中日全面战争一触即发。文江先生受托为粤汉铁路寻找煤炭资源,同时为清华大学战时迁校选址。他在湖南考察谭家山煤矿后身患重感冒、夜宿旅店煤气中毒,不幸去世,年仅49岁。他的挚友胡适先生感叹道,文江先生“是为了‘求知’死的,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他的最适合的墓志铭应该是他最喜欢的句子：‘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本文图片由泰兴市文联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