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他的语文老师期望他以“裕慰苍生”为己任;19岁,他亲历了开国大典,立志要建设国强民富的新中国;31岁,他憋着一股为国争光的劲头,在国内第一次开设了矿田构造课,填补了由于苏联专家爽约而造成的空白;60岁,他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的职务上卸任,迎来了他科研学术硕果累累的秋天;70岁,在大多数人都颐养天年之时,他写下“勤奋学习、真诚奉献”自勉;80岁的生日庆祝会上,依然和学生一起出野外、下矿井、钻坑道的他说：“深深感恩,努力回报”;如今,86岁的他依然笔耕不辍：“探索成矿规律,为国家解决资源困难已融入了我的生命中,不可能停步了”。他,就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我国著名矿床学家翟裕生。

1930年,翟裕生出生在河北大城县翟家村（现属文安县）。七岁那年,日本人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那时家乡兵荒马乱、土匪横行,全家不得不逃难到天津投亲靠友,靠父亲教私塾和两个哥哥打零工为生。父亲看翟裕生天资聪颖,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供他上学。翟裕生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六年级毕业时,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当时最好的官办中学——河北省立天津中学。

据翟裕生的中学同学回忆,翟裕生一直是班里的优秀生,加上他乐于助人,连续五年担任班长。16岁时,他又在本校为贫苦人家子弟开办的民众小学任教师,不仅初步形成了他“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的理念,还培养了他对教师职业的兴趣和感情。

翟裕生的中学国文老师是语言文字学家裴学海先生。裴先生曾师从梁启超等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位导师。裴先生非常喜欢这个积极上进的学生,希望他求学不仅为光宗耀祖、改变家庭困境,还应该为劳苦大众服务,因此送字“慰苍”,期望他能够“裕慰苍生”。如今翟裕生回想起来,“这是我人生目标的一大飞跃”。

就在翟裕生上中学期间,他的堂兄因为替八路军运送“盘尼西林”,被日本人残忍地杀害了。国难家仇深深地刺痛了他,他开始悄悄阅读从解放区传来的《大众哲学》等小册子。高二时,因为参与进步活动,他被列入了准备第二批抓捕的学生黑名单。教导主任杨学涵先生思想进步,为保护他们,推荐他提前一年参加大学考试,成绩优异的翟裕生一举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1949年10月1日,翟裕生作为北京大学进步学生代表,参加了开国大典的秩序维持和纠察工作,亲耳听到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看着朱德总司令乘坐的阅兵车从面前缓缓地开过：“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终于被推翻了,我们终于可以独立自主地建设国强民富的新中国,恢复中华民族的荣耀了！”他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掌握本领,更好地为国家和老百姓服务。

60年后的2009年10月1日,翟裕生作为国庆观礼嘉宾,看着长安街上威武雄壮的受阅部队、天安门广场上欢腾的人群,回顾着新中国这60年的辉煌成就和曲折前进的历程,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成长和地质教育发展的标本,就像融入大海里面的一滴水,与国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地质科学的实验室在高山、平原、盆地、海洋、油田和矿山,野外就是我们的实验室。”时至今日,他已在这个广阔的实验室里探索了64年,并基本实现了自己实地调研500个国内外矿床的目标。

从1955年做研究生论文时研究河北大庙铁-钛-钒矿床,提出成岩成矿三阶段模式,到上世纪60年代从事矿田构造研究和教学,建立侵入接触构造控矿体系;再到“文革”期间和其他学者一起顶着极大的压力研究长江中下游、南岭等区域成矿规律,发现大量矿床共生现象,提出矿床系列概念;从1984年主编《矿田构造学概论》,到1987年提出成矿系列结构模型,到1996年合作出版《成矿系列研究》;到1999年作为主要执笔者出版《区域成矿学》,其间出版《古陆边缘成矿系统》和《中国重要成矿系列的形成机制和结构特征》;最终在2010年捧出集大成之作《成矿系统论》。翟裕生的研究领域从一个具体的矿床,拓展到矿田,再延伸到成矿区带、成矿系列,再扩大到成矿系统,由点到线,由线而面而体,最后汇入地球复杂巨系统中。他说：“我感觉就像‘井底之蛙’爬到了井口,豁然发现,天地是如此的广阔！”

这种“探索地球的奥秘,找矿为国家解决资源困难”的快乐是如此强烈,让他沉浸其中,不愿“自拔”。2015年,已是85岁高龄的翟裕生,还带着学生到大兴安岭成矿带去考察,12天调研4个矿山,有时一天跑五六百千米,十几个小时在野外,连年轻人都有点吃不消。而一到矿井下,他就忘了时间,直到工作三四个小时后矿长来催才吃饭。

从事矿床学教学科研工作以来,翟裕生共发表专著和教材15部、论文210篇。其中,1985年与袁见齐、朱上庆先生合作主编的《矿床学》获地质矿产部优秀教材一等奖;2011年主编的《矿床学》（第三版）被列入国家级特色专业地质学系列教材;他主持完成的《宁芜中段铁、铜矿床地质特征、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项目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合著的《宁芜玢岩铁矿》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和全国优秀图书奖。多年来,翟裕生共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5项、二等奖4项,还获得了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和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

通过多年的研究,翟裕生提出矿床学研究的“三性五观”：矿床的地质属性、经济技术属性、生态环境属性;矿床研究的实践观、系统观、历史观、经济观、环境观。此外,他还将地球系统-成矿系统-勘查系统三个系统结合研究作为现代成矿学方向等论点,还有他在1999年发表的《矿床学研究的思维方法》等文,都在地质同行中广为传播和应用。

其中,翟裕生带领的研究团队运用最新区域成矿理论,指导山东夏甸金矿和大尹格庄金矿、江西冷水坑银矿、内蒙古东升庙等老矿山深部和外围找矿,其中,山东夏甸金矿、江西冷水坑银矿分别新增了相当于一个大型金矿和大型铅锌矿的资源量;在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国土资源顾问期间,翟裕生带领项目组和学生对近年来新发现及原有的20余处大中型矿床进行了野外调查研究,为建立大型矿床成矿模型和找矿模式奠定了基础,并在乌拉嘎旗发现了大型铅锌银矿;受中国地调局委托,翟裕生主持编写的理论结合实际的《区域成矿研究法》,不仅使矿床成因和成矿规律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而且在找矿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为了使矿床学进一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20世纪末起,翟裕生提出要建立环保型矿业体制,要重视矿床学研究的资源、环境双重属性,要开拓与矿山废物综合利用、采选冶技术革新和矿床环境质量评价等相关的矿床学应用研究;进入21世纪,他根据矿床研究和矿产资源定量评价的系统化、模式化、数字化、可视化趋势,在研究生招收和培养方面特别加以关注,希望矿床学研究始终跟随时代的脚步,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博士研究生们,很多人都难忘入学教育时,翟裕生给他们讲的地球科学进展课。课上,翟裕生用一幅漫画“盲人摸象”来阐述矿床学研究整体性、系统性思维的重要性。

这个思维方法,翟裕生得益于北京地质学院的老院长高元贵。当时高院长在教师中倡导学习哲学,亲自指导大家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唯物辩证法。“这实际是教给我们观察人、事、科学、世界的一个基本方法。因为地质科学太复杂了,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很容易像瞎子摸象一样,把局部当整体,把表面当本质,以偏盖全。这是令我受益一生的。”

对翟裕生有重大影响的还有马杏垣老师。翟评论马老师道：“他不仅是我科学上的启蒙老师,还是我入党的介绍人,我非常崇敬、感谢他。”1948年翟裕生考入北大地质系时,马杏垣老师刚从英国留学回来任教,他学识渊博,平易近人,经常带着学生们出野外,从探索地球的奥妙,讲到地质工作服务的领域,从罗盘、放大镜的使用,讲到如何采集标本、画素描做笔记,使学生们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

毕业后,成绩优异的翟裕生留校在北京地质学院任教。那时的矿床教研室有很好的学术氛围,冯景兰、袁见齐、张炳熹三位教授主张学术民主,兼收并蓄,十分有利于年轻教师的成长。杨遵仪、王鸿祯、池际尚、涂光炽等老师的科学精神、学术思想和工作热忱,也对翟裕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翟忙回道：“从求学到工作,能得到这么多德高望重的名师的直接教诲,此生有幸。这也启发了我,要好好学习他们的优点,担当起接力棒的责任。”

翟裕生说到做到。从教60余年以来,他共主讲过七门专业课,其中《矿田构造学》和《区域成矿学》都是在我国高校中首次开设。85岁高龄时,他还给全校几百名新入校的博士研究生讲时长为3个小时的《地球科学进展》大课。他今年已86岁了,还亲自指导4名博士生,并给矿床专业的研究生们讲《区域成矿学》课程,而且每年都会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加入自己的研究心得,亲自更新教案和PPT。

从最初在国内首次开设《矿田构造学》开始,翟裕生就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1960年,中苏关系紧张,苏方原拟派来讲授矿田构造课的教授不再来华,在此关头,翟裕生“临危受命”。为了备好课,翟裕生只身深入到东北、华南的老矿山研究构造控矿作用,搜集典型实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和矿工一起下井,不顾井下阴暗潮湿、气味难闻,以他一米八的身高,经常弓腰或匍匐在一米来高的旧坑道中,用旧相机和记录本采集第一手的矿床资料。其间,还遇上过一次上面的采矿场往下面坑道里倾倒矿石,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实地考察回校后,他又结合国内外研究资料,编写了讲义,构建了矿田构造课程体系,开课后深受学生欢迎。此后,他继续研究矿田构造,并培养了多名该领域的专家教授。

在讲课中,翟裕生十分重视将启发兴趣、传授知识、提高能力和培养良好的学风结合起来。每次上课前,他都会事先了解学生的学习基础和特点,认真备课,反复提炼,一定要把最基础最精华的知识深入浅出地教给学生。看似枯燥的矿床学课,往往在他的一个故事、一幅漫画、一个“现身说法”中展开,变得丰富生动、妙趣横生,学生们都觉得“听他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几十年来,他一直是中国地质大学讲课效果最好的老师之一。

在学生们的眼中,翟裕生教书育人的风格是“和蔼可亲、春风化雨”,无论是学习上、思想上、生活上,遇到困难总是能得到老师适时的点拨、有力的支持。而翟裕生对学生的培养,始终把德才兼备放在第一位。他认为,学术研究不仅需要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将才,更需要有团队凝聚力的“帅才”。对于学习进步快的学生,他不断提出新的目标,提醒他们永远保持进取心,并要求他们热情关心其他同学,增强团队合作能力。对于一些喜欢独立思考、坦率发表意见、提出尖锐问题、有时显得特立独行的学生,他认为如果加以适当引导,可成大器,特别在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中加以关心和爱护。

翟裕生对学生的要求是：有理想,不能糊涂过一生;要真诚,追求真善美;能实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会思考,要善于思考、独立思考。他提倡“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鼓励学生敢于创新、敢于超过老师。

翟裕生招收的第一名博士研究生赵永鑫在研究安徽姑山铁矿成因时,提出与导师不同的学术观点,迟迟不敢把论文交给老师。翟裕生经与他谈心得知后,和他一起到矿山现场就他的论据进行了验证,认为他从另一个角度去解释该矿床成因有一定根据,肯定了他的想法,并资助他将论文出版。后来,这位学生成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矿床教研室主任,同样在教书育人,一直不断地有创新的观点和成果问世。他的博士研究生秦长兴在1985年的博士论文中,率先将分形、自相似理论用于矿床学研究,在当时起到了开拓作用,其成果至今还常被引用。

出于发自内心对学生的热爱,翟裕生在担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首任校长期间,在当时学校房舍紧张的情况下,决定把条件好的办公楼让给学生做宿舍,而和教职工们迁到阴冷潮湿、供暖条件很差的平房小院办公。当时地矿部拨给学校一个公务用车指标,他们舍不得花十多万元购买,而是省下这笔钱去装修教学实验室。学校住房困难,翟裕生总是优先照顾他人,全家在筒子楼里住了18年。

翟裕生这种平等待人、尊重科学、因材施教、鼓励创新的工作方法收到了良好效果,多年来,逐步形成了老、中、青“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区域成矿学研究团队;先后直接培养研究生、博士后和青年教师近百人,授课和野外实习指导的学生数以千计,也为多个省（区）的数以万计的地质同行讲过课,培养的学生遍及海内外,实现了自己的“百、千、万”教育工程的目标。

蔡克勤教授虚心好学,每逢翟裕生院士讲授区域成矿学,必到教室听讲,彼时有感并赋诗一首：“妙悟多从实践求,献身矿学传深情。宏文载道拈花笑,薪火弦歌明丹心。探宝艰难路有径,为学精诚地蕴金。山海不负经国志,师教长留启后生。”

这正是翟裕生,也是这一代地质学家、教育家们精神世界的共同写照。